孟浩然簡介

人物生平

詩文少年

唐永昌元年（689年），孟浩然出生于襄陽城中一個薄有恒產的書香之家。

唐圣歷元年（698年），孟浩然與弟弟一起讀書學劍。

唐景龍二年（708年），孟浩然20歲，是年前后游鹿門山，作《題鹿門山》詩。詩標志著浩然獨特的詩風基本形成。

唐景云二年（711年），孟浩然23歲，與張子容同隱鹿門山。

漫游求仕

唐先天元年（712年），冬天，送張子容應考進士，作詩《送張子容進士舉》，25到35歲間，辭親遠行，漫游長江流域，廣交朋友，干謁公卿名流，以求進身之機。

唐開元五年（717年），游洞庭湖。干謁張說。登岳陽樓，作《岳陽樓》詩以獻。

唐開元六年（718年），二月，張說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四月赴任。浩然居家，作詩慨嘆清貧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薦。

唐開元八年（720年），暮春，浩然抱病，有贈張子容詩《晚春臥病寄張八》。九月九日，浩然與賈舁登峴山，詩酒唱和。

唐開元十二年（724年），孟浩然36歲，韓思復任襄州刺史。盧饌為襄陽令，浩然與之為忘形之交。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陽求仕，滯洛三年，一無所獲。

唐開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游洞庭襄漢，孟浩然與李白結交為好友，成莫逆之交。當年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浩然與盧饌立石峴山。

唐開元十四年（726年），三月，浩然游揚州，途經武昌，遇李白。李白于黃鶴樓作詩送行。

入京不仕

唐開元十五年（727年），孟浩然第一趕赴長安進行科舉考試。

唐開元十六年（728年），初春，在長安作《長安平春》詩，抒發渴望及第的心情，當年孟浩然三十九歲，然而，科舉不中。同年孟浩然與王維結交，王維為孟浩然畫像，兩人成為忘年之交。應進士舉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長安獻賦以求賞識，曾在太學賦詩，名動公卿，一座傾服，為之擱筆。他和張說交誼甚篤。傳說張說曾私邀入內署，適逢玄宗至，浩然驚避床下。張說不敢隱瞞，據實奏聞，玄宗命出見。浩然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玄宗不悅，說：“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放歸襄陽。后漫游吳越，窮極山水之勝。

隱居山水

唐開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離開長安，輾轉于襄陽、洛陽，夏季游吳越，與曹三御史泛舟太湖。曹三御史擬薦浩然，浩然作詩婉言謝絕，次年游玩于江南的名山古剎。

唐開元十九年（731年），孟浩然同年43歲，春，在越州有贈謝甫池詩，表示出對農事的關心。繼續在江浙一帶會友作詩。

唐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第二次前往長安求仕，不仕，當年浩然回襄陽。

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韓朝宗為襄州刺史，十分欣賞孟浩然，于是邀請他參加飲宴，并向朝廷推薦他，孟浩然因考慮到上京干謁張九齡未果，認為作為刺史的韓朝宗也無法讓他入仕便沒有按照約定赴京。同年李白赴襄陽，和孟浩然游玩。李白走后，浩然入蜀，往游廣漢。

幕府入職

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張九齡為荊州長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

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浩然在荊州一帶多所游覽，夏，浩然患背疽，臥于襄陽，當在本年。次年病加重，多有好友探看。

終于南園

唐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昌齡遭貶官途過襄陽，訪孟浩然，相見甚歡。孟浩然背上長了毒瘡，醫治將愈，因縱情宴飲，食鮮疾發逝世。

詩歌成就

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第一人，“興象”創作的先行者

盛唐時期形成的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詩歌流派，又稱田園詩派，后人為了突出兩人對田園詩派的突出作用也稱為：“王孟詩派”。該派有陶淵明、“二謝”（謝靈運、謝朓）詩之長，以山水田園風光和隱逸生活為主要題材，風格沖淡自然。孟浩然的詩已擺脫了祿唐應制詠物的狹隘境界，更多地抒發了個人懷抱，給開元詩壇帶來了新鮮氣息，并博得時人的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創作山水詩的詩人，是王維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詩描寫逼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寫得氣勢磅礴，格調渾成。孟浩然的一生經歷比較簡單，他詩歌創作的題材也比較單一。孟詩絕大部分為五言短篇，多寫山水田園和隱居的逸興以及羈旅行役的心情。其中雖不無憤世嫉俗之詞，但是更多的是屬于詩人的自我表現。孟詩不事雕飾,佇興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儉枯瘠。他善于發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會心，寫出一時真切的感受。如《秋登萬山寄張五》、《夏日南亭懷辛大》、《過故人莊》、《春曉》、《宿建德江》、《夜歸鹿門歌》等篇，自然渾成，而意境清迥，韻致流溢。

在孟浩然這里，山水詩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簡單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現手法，將山水形象的刻劃與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氣質的展現合而為一，因而使其山水詩中形象的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詩中的形象提升為藝術形象的一種高級形態亦即‘意象’。可以說在孟浩然之前，還沒有哪位詩人在山水詩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氣質的個性印記。

清淡自然的詩風

孟浩然的詩歌主要表達隱居閑適、羈旅愁思，詩風則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詩見長。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詩的詩人。他主要寫山水詩，是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寫政治詩與邊塞游俠詩，后期主要寫山水詩。其詩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寫下的山水行旅詩，也有他在登臨游覽家鄉一帶的萬山、峴山和鹿門山時所寫的遣興之作。還有少數詩篇是寫田園村居生活的。詩中取材的地域范圍相當廣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詩歌最重要的題材，經歷長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詩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這主要表現在：詩中情和景的關系，不僅是彼此襯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詩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諧調的成分，而顯得更加單純明凈；詩的結構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愛水行，如他自己所說：“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里灘》）他的詩經常寫到漫游于南國水鄉所見的優美景色和由此引發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先生在《略談孟浩然詩風的清與淡》一文中指出：“縱觀孟詩，其詩風之淡，大致有三：一為思想感情的淡，沒有激切的情緒的流露；二為詩意表現的淡，沒有濃烈的詩意的展示；三為語言色彩的淡，沒有絢麗色彩的描繪。

豐富的山水詩歌意境

孟浩然山水詩的意境，以一種富于生機的恬靜居多。但是他也能夠以宏麗的文筆表現壯偉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廬山》。清人潘德輿以此詩和《早發漁浦潭》為例，說孟詩“精力渾健，俯視一切”（《養一齋詩話》），正道出了其意興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著名詩評家殷璠喜用“興象”一詞論詩，在評述孟浩然的兩句詩時，也說“無論興象，兼復故實”（見《河岳英靈集》）。所謂“興象”，是指詩人的情感、精神對物象的統攝，使之和詩人心靈的顫動融為一體，從而獲得生命、具有個性和活力。重“興象”其實也是孟浩然詩普遍的特點。這通過幾首不同的作品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宿建德江》這三首詩都寫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異。第一首作于孟應聘入張九齡幕府時。他為自己的抱負能夠有一試的機會而興奮，曾寫下“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書懷貽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之類詩句。正是這種昂奮的情緒，使他寫下了“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這樣氣勢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吳越之日，前者以風鳴江急的激越動蕩之景寫自己悲涼的內心騷動，后者則以野曠江清的靜景寫寂寞的游子情懷，它們的神采氣韻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興”，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緒感受而把兩者統一起來，構筑起完整的意境，這是孟浩然寫景詩的重要貢獻。

創造性的詩歌表現

出入古近的體格饒有灑脫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詩創造性的表現之一。孟浩然詩歌的語言，不鉤奇抉異而又洗脫凡近，“語淡而味終不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他的一些詩往往在白描之中見整煉之致，經緯綿密處卻似不經意道出，表現出很高的藝術功力。例如他的名篇《過故人莊》。通篇侃侃敘來，似說家常，和陶淵明的《飲酒》等詩風格相近，但陶寫的是古體，這首詩卻是近體。“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這一聯句，畫龍點睛地勾勒出一個環抱在青山綠樹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環境。還有那一首婦孺能誦的五絕《春曉》，也是以天然不覺其巧的語言，寫出微妙的惜春之情。另外，孟浩然在詩體的運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讀來別有滋味。例如《舟中曉望》詩，平仄聲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兩聯不作駢偶，似古似律。胡應麟《詩藪》認為此類詩“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又如《夜歸鹿門山歌》，這是一首歌行體的詩，但通篇只是把夜歸的行程一路寫下來，不事鋪張。其篇制規模類似近體，并吸收了近體詩語言簡約的特點，而突出歌行體的蟬聯句法，讀來頗有行云流水之妙。

獨特的詩歌美學觀

在詩歌創作的藝術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獨特的見解。他主張詩歌要用形象思維，通過詩的語言塑造形象，通過形象顯示詩歌的意旨。讀者“棄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詩中寫道：“棄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詠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學和道家哲學中的“棄象忘言”說，提倡詩歌創作的抒情言志、表情達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還主張作詩不必受近體格律的束縛，應當“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孟浩然集》有詩267首，其中五言古詩63首，七言古詩6首，五言律詩130首，七言律詩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絕句19首，七言絕句8首。從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風外，全是近體詩，而五言律詩又最多。可以說他是盛唐詩人大量寫作近體詩的第一人。但這些詩大都不能算是嚴格合律的近體詩。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還揚州》、《洞庭湖寄閻九》、《都下送辛大之鄂》、《與諸子登峴山》等詩，皆與五言律詩的對偶不合。但詩品家對它們的評價卻相當高。嚴羽《滄浪詩話》就說：“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近體詩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審言那里已經完全成熟了。杜審言也是襄陽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為什么不沿著老杜的路子走呢？對此施補華《峴傭說詩》認為：“五言律有中二語不對者，有全不對者，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這就是說，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層次的美學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對初唐過多追求形式美的矯正。他把古風與近體來了一次整合，他的近體多為古風化的近體。將近體詩的格律精神與古風的自然平和有機的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了一種“興象玲瓏”的藝術境界。讀孟浩然的詩，看不到近體格律的束縛，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體格律，有不被近體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為第一標準。

后世影響

盛唐

陳貽惞：“李、杜、王維都很敬仰孟浩然。很顯然，除了人品，他們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這位開風氣之先的前輩詩人的啟發和影響，不可能不對他的成就表示應有的尊重。”李白、王維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詩歌唱和，相互影響是可以肯定的。杜甫與孟浩然有無交往，還沒有實證。不過，杜甫受孟浩然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崇儒、追求仕進的思想是一致的。杜甫特別欽佩孟浩然的詩，他的《岳陽樓》詩當是受到了孟浩然《洞庭湖》詩的影響，他的一些絕句也頗類浩然。對李白的影響歸結起來有四個方面：第一，在不依附權貴的為人品格上。孟浩然憎惡權奸，唾棄趨炎附勢之徒。寧肯“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也不肯立于污朝。這種品格，正與后來李白那種平交王侯、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行為是一脈相承的。第二，在任俠精神上。孟浩然《送朱大入秦》、《送吳宣從軍》、《贈馬四》等詩中所表現的任俠精神，在李白的詩中俯拾皆是。第三，在詩風上。孟浩然的詩中多有自己的形象，遣詞用語往往突出主位。“我”、“余”、“予”屢見不鮮，如“我來如昨日”，“予亦忘機者”，“予亦離家久”，“余亦浮于海”等等，不勝枚舉。李白的詩更是如此，強烈的個性，濃厚的自我表現的主觀色彩，與孟浩然相比則有出藍之色。如“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等等，處處有我。第四，在詩體詩風上。孟浩然長于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而這也正是李白的強項。安旗先生在《李白傳》中說，這是孟浩然指點的結果。在五言律詩的創作上，孟浩然有“以古詩為律詩”的特點，李白則“多類浩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掛席東南望……’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孟浩然的影響，還表現在襄陽詩人的詩歌創作上。孟浩然之后，襄陽出現了不少山水詩人。有《楓橋夜泊》的作者張繼，有“排青紫之念，結廬云臥，釣水樵山”的名士朱放，有為官清正、善拔人才的鮑防，有被唐玄宗譽為“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的席豫等。他們都是襄陽山水孕育出來的詩人，讀他們的山水詩，可以明顯地感到孟浩然的影響。

晚唐

晚唐文人對孟浩然的接受與傳播轉向了對他高潔窮蹇寒士形象的接受與傳播。他們對孟浩然窮蹇的寒士形象的接受與傳播，大都體現在一些零散的詩文當中。主要是以皮日休為代表的一些晚唐詩人。

宋朝

從北宋前期仁宗之時開始，到南宋滅亡之后一段時間，宋人在近三百來年的長時間中都有人在化用孟浩然詩句，或在敘事造境時學習孟浩然詩。北宋中后期文壇盟主蘇軾，對孟浩然的詩有正面的響應和心靈感應般的隔代唱和。緊隨蘇軾之后，在“蘇門四學士”之中，老大黃庭堅學孟浩然詩歌最積極，最具自覺性。南宋詩最高成就的體現者——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的尤袤、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四人。這四位大詩人，是南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單單是學習盛唐優秀詩人孟浩然的詩格、詩境與詩風，在他們那里也出現了一個高潮。四大家都曾長時間奔波于仕途，失意后都樂居山水，徜徉于所居江南農村的田園之中。他們四人失意閑居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受了孟浩然詩的沾溉。四人之中，特別是楊萬里、陸游二人，不但學習孟浩然詩，甚至一舉一動和動作神態也學孟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