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簡介

軼事典故

奉旨填詞

史載，柳永作新樂府，為時人傳誦；仁宗洞曉音律，早年亦頗好其詞。但柳永好作艷詞，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對此頗為不滿。及進士放榜時，仁宗就引用柳永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黃金榜上》）說：“既然想要‘淺斟低唱’，何必在意虛名”，遂刻意劃去柳永之名。

宋人嚴有翼亦載有此事，說有人向仁宗推薦柳永，仁宗回復“且去填詞”，并說自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館酒樓，自號“奉圣旨填詞柳三變”。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個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統訓練，養(yǎng)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樓楚館”，接觸到“競賭新聲”，浪漫而放蕩不羈的性格便顯露出來，因此，青樓成了他常去之處。科舉落第后，柳永沉溺煙花巷陌，都市的繁華、歌伎的多情，使柳永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為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她們的生活處境。演出效果取決于演技和所演唱的詞，演技靠個人的勤奮練習，而詞則靠詞人填寫。歌伎為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觀眾，往往主動向詞人乞詞，希望不斷獲得詞人的新詞作，使自己成為新作的演唱者，以給聽眾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時也希望通過詞人在詞中對自己的贊賞來提升名氣。柳永落第后，頻繁地與歌伎交往，教坊樂工和歌伎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詞的演唱者和主要歌詠對象，存世柳詞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約150首，歌伎激發(fā)了柳永的創(chuàng)作熱情，滿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輕時應試科舉，屢屢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轉官落魄，終官不過屯田員外郎。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以畢生精力作詞，并在詞中以“白衣卿相”自詡。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但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條通達于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里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chuàng)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fā)揮。

據傳，柳永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無親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學和癡情，湊錢替其安葬。每年清明節(jié)，又相約赴其墳地祭掃，并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這種風俗一直持續(xù)到宋室南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東（今山西），曾為沙縣縣丞，在州郡頗有威信。父親柳宜，出仕南唐，為監(jiān)察御史；南唐滅亡后，柳宜供職北宋，任雷澤縣令，不久，改為費縣縣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費縣）。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書，授全州通判，柳永隨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贊善大夫調往揚州，柳永隨往，習作《勸學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屢遷至國子博士，命其弟攜畫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隨叔歸鄉(xiāng)。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鄉(xiāng)，游覽名勝中峰寺，作詩《題中峰寺》。柳永讀到《眉峰碧》，甚愛此詞，將它題寫在墻壁上，反復琢磨。

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嘗試為詞，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頌家鄉(xiāng)風景武夷山，有“飄飄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計劃進京參加禮部考試，由錢塘入杭州，因迷戀湖山美好、都市繁華，遂滯留杭州，沉醉于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1003年），孫何知杭州，門禁甚嚴，柳永作《望海潮·東南形勝》，前往拜謁。此詞一出，即廣為傳誦，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時。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孫何還京太常禮院，柳永做《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追憶陪孫何游樂情事。

景德年間（1004—1007年），柳永離開杭州，沿汴河到蘇州，作《雙聲子·晚天蕭索》；不久入揚州，作《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追憶舊游，度過了青年時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舉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進入京師汴京（今開封）。時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華極盛：元宵，皇帝與民同樂；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龍舟競渡；汴京風情，紙迷金醉。柳永凌云辭賦，將帝都的“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闈在即，柳永躊躇滿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試，真宗有詔，“屬辭浮糜”皆受到嚴厲譴責，柳永初試落第。憤慨之下作《鶴沖天·黃金榜上》，發(fā)泄對科舉的牢騷和不滿，但對中舉出仕并未完全絕望。不久之后，柳永作詞《如魚水·帝里疏散》，對此次應試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懷，對試舉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參加禮部考試，再度落第。同時，與相好歌女蟲娘關系出現裂痕，柳永作詞《征部樂·雅歡幽會》，抒發(fā)失意兼失戀的苦悶情緒。

天禧二年（1018年），長兄柳三復進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跡天涯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憤而離開京師，與情人（或為蟲娘）離別，作著名的《雨霖鈴·寒蟬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詞為生，詞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憊，柳永作《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追憶“卻返瑤京，重買千金笑”，感嘆“芳年壯歲，離多歡少”。

天圣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師，汴京繁華依舊，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觸目傷懷，柳永又離開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間（1032—1033年），柳永漫游渭南，作《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不久，至成都，時田況知益州，錦里風流、蠶市繁華，柳永作詞以贈。出成都后，柳永又沿長江向東，過湖南、抵鄂州。

釋褐為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親政，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的錄取放寬尺度，柳永聞訊，即由鄂州趕赴京師。是年春闈，柳永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授睦州團練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悅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經蘇州，時范仲淹知蘇州，柳永遂前往拜謁，并作詞進獻。九月，睦州知州呂蔚愛慕柳永才華，向朝廷舉薦，因“未有善狀”受阻。

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調任余杭縣令，撫民清凈，深得百姓愛戴。

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曉峰鹽監(jiān)，作《煮海歌》，對鹽工的艱苦勞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為政有聲，被稱為“名宦”。

轉官辭世

慶歷三年（1043年），調任泗州判官。時柳永已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績，按宋制理應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選調”，遂有“游宦成羈旅”之嘆。秋，柳永進獻新詞《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語，不合圣意，改官投訴無果而終。八月，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頒行慶歷新政，重訂官員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訴，改為著作佐郎，授西京靈臺山令。

慶歷六年（1046年），轉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蘇州，作詞贈蘇州知州滕宗諒。

皇祐元年（1049年），轉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員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潤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與世長辭。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zhàn)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chuàng)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chuàng)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fā)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chuàng)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yè)”地從事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這段人生中，他并沒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還是想要功名的，他還是希望走上一條通達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輾轉于改官的途中。漫長的道路，漫長的希望與寂寞中，柳永寫下了大量的羈旅行役之詞。這類作品向來是受歷代學者稱贊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晁無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唐人高處矣。” 《八聲甘州》就是一首羈旅行役之詞。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也曾說：“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柳永的羈旅行詞約為60首，占全詞的近四分之一。羈旅題材常用于表現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與思緒，因而柳永的羈旅行役詞也透著濃厚的文人氣質，這種氣質多表現為或用羈旅詞書法懷古之志，如《雙聲子》（晚天蕭索），或用羈旅詞表現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飄零的孤獨，如《歸朝歡》（別岸扁舟）和《輪臺子》（一枕青宵）。然細細品讀柳永的羈旅詞，卻會發(fā)現這類詞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夾著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調，一方面剪不斷與歌妓的相思和纏綿的回憶。試看《雪梅香》一詞：“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 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zhèn)斂眉峰。可惜當年，頓乖雨跡云蹤。雅態(tài)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詞一開篇就寫蕭瑟的秋景引發(fā)了自己的悲秋情緒，而這種情緒，和當時的宋玉應是相同的。以開創(chuàng)悲秋情結的鼻祖宋玉來寫這種悲，更體現出滿腔才華的人走向衰老時對年華已逝無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還沒有完成時的那種悲涼和悲痛。柳永科舉屢次失敗，到頭來雖做得一個小官，并沒有開拓出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加上改官曲折，升遷無望，柳永內心充滿了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嘆。“危樓”、“孤煙”、“殘葉”、“楚天”和“斜陽”等景物更深刻展現出當時景色的蕭索。而這景色卻是和作者內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葉嘉瑩女士在《唐宋詞十七講》中所說，柳永的這類詞成功的將詞境“從春女善懷過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寫出了一個讀書人的悲哀。詞的下片即轉向了思念。“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zhèn)斂眉峰。”柳永在風中思念著他愛的人，同時也想象著對方對自己的思念，她應是愁容滿面，眉頭深鎖。這樣的思念寫得很真切和誠摯。然而下句立刻就轉到了“雨跡云蹤”，自宋玉《高唐賦》開創(chuàng)了以“云雨”這個意象隱喻男女的歡愛之后，“云雨”一詞也就成了男女之歡的代名詞。此處“云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當年歡愛的場景，這幾乎成了柳永詞中的一個通病。

另一些羈旅詞中，柳永雖未提及云雨，卻提起了同樣讓文人雅士不恥的秦樓楚館等煙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師的時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過的，并且那些歌妓給了他無數歡快的，讓他感到自我價值得以實現的美麗回憶。日后懷想起的事和人總是生命里讓自己難忘的，給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時給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憶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時候陪在他身邊的煙花女子。一個作家的經歷決定了他創(chuàng)作的格調，正是當時的社會條件給了柳永那樣坎坷經歷，讓他不得不以煙花場所為港灣，因此我們便不能苛求柳永寫出如“大江東去”那樣具有雄心抱負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繪的，只能是年少時嫣紅的記憶和記憶中的人，如《鵲橋仙》（屆征途）。

出身儒宦家庭，卻擁有著一身與之不兼容的浪漫氣息和音樂才華的柳永，一生就在這二者之間奔波忙碌。他迷戀情場，卻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樂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間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與兒女柔情的結合。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里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會。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無暇去關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憂患，而是側重于對自我命運、生存苦悶的深思、體驗和對真正愛情的向往與追求，執(zhí)著于對功名利祿、官能享受的渴望與追求，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命運艱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著拖著一條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景物風光，另有游仙、詠史、詠物等題材。柳永發(fā)展了詞體，留存二百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一百五十個之多，并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后世影響也十分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