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禎簡介

生平

王士禎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晉，為明朝布政使。士禎出生于官舍，祖父呼其小名為豫孫。五歲入家塾讀書，六七歲時讀《詩經(jīng)》。順治七年（1650年），應(yīng)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與大哥王士祿、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詩名。順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進士，文名漸著，23歲游歷濟南，邀請在濟南的文壇名士，集會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賦秋柳詩四首，此詩傳開，大江南北一時和作者甚多，當時被文壇稱為“秋柳詩社”，從此聞名天下。后人將大明湖東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園”，指為王士禎詠《秋柳》處。

順治十六年（1659年），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見，轉(zhuǎn)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書。不久，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xiāng)。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因避雍正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謚文簡。但其后，世人，包括正統(tǒng)的中國文學史對之卻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禎”兩存而使用著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世貞）、李（攀龍）之膚廓，鐘（惺）、譚（元春）之纖仄，于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zhì)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艷，流為對句之小詞。于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yīng)之。”錢鐘書在《談藝錄》中評王漁洋的詩：“一鱗半爪，不是真龍”。

王士禎的詩清新蘊藉、刻畫工整，散文、詞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韻詩論，淵源于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說，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作詩要訣。所傳詩文中，有不少題詠濟南風物，記敘濟南掌故之作。曾為蒲評點《聊齋志異》并題詩共勉。

一生著述達500余種，作詩4000余首，主要有《漁洋山人精華錄》、《蠶尾集》、雜俎類筆記《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漁洋文略》、《漁洋詩集》、《帶經(jīng)堂集》、《感舊集》、《五代詩話》。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禎升任戶部郎中，到京城為官。當時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為王士禎施展才華提供了舞臺，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提出“神韻”說，開一代詩風。王士禎多才多藝，有大量名篇傳世，他寫景的詩文尤其為人稱道，所作小令中的“綠楊城郭是揚州”一句，被當時許多名畫家作為畫題入畫。王士禎的才華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賞識，康熙皇帝稱其“詩文兼優(yōu)”，“博學善詩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禎受到皇帝的召見，“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仕南書房”，成為清代漢臣由部曹充詞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還下詔要王士禎進呈詩稿，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殊榮。王士禎遂選錄自己300篇詩作進奉，定名《御覽集》。從此，王士禎平步青云，常常得到御賜字畫，還多次參加重要宴飲。

當時，王士禎詩名揚天下，官位也不斷遷升，成為清初文壇公認的盟主，一時間，詩壇新人、文壇后輩到京城求名師指點作品，往往首先拜見王士禎，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獎，就會聲名鵲起。蒲松齡是落拓不第的文人， 《聊齋志異》也久不被世人認識，當蒲松齡找到王士禎時，王士禎“加評騭而還之”，還贈詩蒲松齡：“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yīng)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為了讓《聊齋志異》出版，王士禎在該書上大書“王阮亭鑒定”，使得各家書坊爭相求索書稿，刊刻《聊齋志異》“以為榮”。當時的名流稱贊此事：“國家文治軼千秋，扢雅揚風，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

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說，記敘濟南掌故周村城西長白山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優(yōu)越的氣候條件，吸引了王士禎，他便在修建了別墅，名叫“夫于草堂”。每逢閑暇便來游玩小住。盛夏酷暑，則全家來此消夏。這里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鳴鶴舞，湖光山色，是難得的避暑勝地。附近又有繁華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見有別墅。

王士禎被罷官后，曾長期在山中別墅居住，登峰觀瀑，臨池戲魚。有時登臨會仙高峰，謠望清河碧帶，芽莊湖帆，乘興吟哦“東山清風來，西澗涼雨度”。興致高時，仰天長嘯，空谷傳響，極為愜意。他的《長白山錄》對長白山周圍的自然景色、山川風物做了詳細記敘，《夫于草堂集》、《香祖筆記》等，也是在這里寫成的。

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頗有政聲。淵源于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禎是清初詩壇上“神韻說”的倡導者。后人所輯《帶經(jīng)堂詩話》，反映了他的論詩主張。王士禎論詩以“神韻”為宗，而其淵源則本于司空圖和嚴羽。他鼓吹“妙悟”、“興趣”，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最高境界。強調(diào)淡遠的意境和含蓄的語言。王士禎的詩歌創(chuàng)作，早年從明七子入手，“中歲逾三唐而事兩宋”，晚年又轉(zhuǎn)而宗唐，但是在這三次轉(zhuǎn)變中，提倡“神韻說”是貫穿始終的最能體現(xiàn)王士禎“神韻說”理論，并且寫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絕句。

王士禎倡導的神韻說，主宰詩壇數(shù)十年。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學理論在清代達到了頂峰，從而在中國詩歌理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為中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王士禎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去逝。享年78歲。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桓臺境內(nèi)至今還存有歌頌王家功德的全國罕見的磚牌坊，上刻清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題寫的“四世宮保”四個大字。

理論觀點

清初詩人王士禎是繼司空圖、嚴羽之后倡導神韻理論的又一大家 是“神韻說”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標舉“神韻”而名聲大噪。遺憾的是，王漁洋平生只“拈出神韻”二字，并未對此作正面系統(tǒng)闡述。后世注家各執(zhí)己見，紛紛詮釋，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觀點：

有認為“神韻”即 “格調(diào)”亦即 “肌理”，它是“徹上徹下無所不該”的，這是翁方綱“泛神韻論”的解釋。有認為 即，郭紹虞先生力主此說，他指出 ：“神韻”“韻” “實則漁洋所謂神韻，單言之也只一‘韻’字而已。”敏澤先生以為神韻 “有時是指創(chuàng)作上和形似，形式等等相對應(yīng)的內(nèi)在的神似、氣韻、風神等一類的東西”，“有時它又是指創(chuàng)作中那種在內(nèi)容上以寫景為特點，在風格上比較清新，富有詩情畫意的氣氛和境界。”蔡鐘翔先生認為 ：神韻是“古淡清遠的意境”。吳調(diào)公先生在其著作《神韻論》“。葉嘉瑩先生也說 ：總論中則說 ：神韻的主要內(nèi)涵是指詩味的清逸淡遠”“總清遠二妙，則為神韻。”錢鐘書先生在談到漁洋詩論時亦評述道“神韻乃詩中最高境 ：界”，”“說，說等等。以上諸“優(yōu)游痛快，各有神韻。此外還有味外味”“神韻分離，以韻為主”說自有其合理乃至深刻的方面，它們都不同程度地談到“神韻”的某種內(nèi)涵。然而就漁洋詩論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傾向來看，似感不甚妥切。筆者認為，王漁洋標舉的 “之 神韻”“神韻說”“有兩層含義 ：一是指詩歌藝術(shù)風格上，優(yōu)游不迫”與“沉著痛快”兩種風格并舉而又側(cè)重于古淡閑遠一格 （簡稱“并舉說”），二是指在某一首詩歌中追求“與的高度統(tǒng)一，重在詩的內(nèi)在品質(zhì)，韻”則偏重詩的外在風貌神”“韻”“神”“（簡稱“統(tǒng)一說”）。

明清時期對古典文學文法的研究日趨深入縝密，而與此同時王士禎王漁洋的“神韻說”卻又別開生面，超越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法研究所執(zhí)著的具體的文本形式，對古典作品藝術(shù)價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個更加玄奧的層面。

然而，究竟應(yīng)當怎樣理解王漁洋的神韻說在古典文學形式觀念的發(fā)展中所處的地位，卻還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王漁洋自己在說明他的神韻說理論時說，他最喜歡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個字；有時又標舉出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八個字來說明神韻的含義。從他的神韻說觀念和這些解釋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觀點：神韻是指作品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某種情思內(nèi)涵而不是形式方面的特點。翁方綱為了澄清神韻說的玄虛之論，在專析神韻說的《神韻論》文中把神韻解釋為“下筆如有神”的“神”，“熟精文選理”的“理”，乃至格調(diào)、肌理等，而最終歸之為“君形者”，似認為神韻屬于內(nèi)蘊方面的東西。現(xiàn)代學者錢鐘書先生在談及神韻時說，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也就是入神之意。用“君形者”、“神”或神氣、入神來解釋神韻，都意味著是從作品內(nèi)蘊的角度來理解神韻的。這樣理解當然不錯，因為“神韻”之“神”肯定與內(nèi)在的精神意蘊相關(guān)。但這樣解釋的結(jié)果，“神韻”的“韻”字似乎還沒有落到實處。當代學者吳調(diào)公先生則對神韻說中的“神韻”一詞作了更細致的分析：

神與韻，原來是渾然一體。但細細分析起來，卻有一個由“神”生“韻”的過程。哪怕這變化很倏忽、很隱約，但卻分明包含著歌德所強調(diào)的一種“灌注”過程。既有詩人主觀“精神”的傾注，也有因灌注的需要從而有待于涵茹式地渟蓄或噴薄式地張揚，形成一種洋溢著“生氣”的載體。

總的說來，神韻論者比古代各種詩論家都更為注意“韻”，注意帶著內(nèi)在節(jié)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吳調(diào)公先生不僅指出了神韻說所包含的“神”和“韻”，即內(nèi)在的精神與外在的節(jié)奏兩個方面，而且強調(diào)了神韻說的重心是在“韻”的方面，即“帶著內(nèi)在節(jié)奏感的心靈的流動”。

如果把嚴羽看作神韻說的先驅(qū)之一，那么應(yīng)當說他所說的“別材”、“別趣”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興趣”還只是指示了一種模糊惝恍的意蘊，還沒有將神韻的問題真正鍥入到文本分析的實處，因而還沒有構(gòu)成關(guān)于藝術(shù)形式問題的觀念。王漁洋則不同，他的神韻說已成為可認知甚至可效法的東西，也就是說已經(jīng)形式化了。翁方綱批評人們把神韻誤當作王漁洋的發(fā)明：“詩以神韻為心得之秘，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 為什么人們會把古已有之的東西當成是王漁洋的發(fā)明呢？除了因為王漁洋特標舉出神韻說的名目以立門戶外，更重要的是王漁洋談?wù)摰纳耥嶋m標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實際上卻有路徑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