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簡介

人物生平

英敏強記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與其祖父同日生，故名為壽，后改名濂。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義烏），至宋濂時才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懷孕僅滿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時多病。為人聰明、記憶力強，號稱“神童”。曾受業(yè)于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精通《五經》。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舉薦，順帝召宋濂為翰林編修，他以奉養(yǎng)父母為由，辭不應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華山為道士，實則入山著書。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龍門山著書。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軍隊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諸暨勾無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顯宗以“五經”師聘，宋濂推辭。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顯宗在郡中設學堂，召宋濂為婺州郡學《五經》師。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宋濂與劉基、章溢、葉琛被朱元璋召至應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命為朱元璋子朱標教授“五經”，后又參與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禮賢館，宋濂等人均在館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詔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為總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詔修《元史》，至二月開修，宋濂、王祎為總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同年八月，《元史》書成，宋濂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歐陽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跡還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開局續(xù)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為總裁，至七月一日，全書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職為翰林編修。

國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議大夫、國子司業(yè)，卻因祭祀孔子未按時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貶為安遠知縣。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還任禮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贊善大夫。

同年，甘露屢降，朱元璋問宋濂這樣的天象是什么預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訴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響。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為朱文正求情，說可以將朱文正貶到邊遠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問宋濂作為帝王，應該讀什么書為主，宋濂推薦給朱元璋《大學衍義》，朱元璋于是命將書中內容貼在宮殿兩邊墻壁之上，召集大臣，讓宋濂給大臣講《大學衍義》中的內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張唯、王輝等數十人，將他們都任命為翰林編修，以宋濂為其師。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八月十六日，與詹同同任總裁，奉命修《大明日歷》，九月開館，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輯其中五卷為《皇明寶訓》。同年九月，朱元璋為散官分階定俸，任命宋濂為中順大夫，命他參中書大政，宋濂婉辭。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喪禮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隨太子朱標及諸位講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與朱右等定王國所用禮。六月，除任翰林學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還鄉(xiāng)，朱元璋親自餞行，并命宋濂之孫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頭叩地辭謝，并約定說：“臣沒死之前，請允許臣每年來宮內覲見陛下一次。”回鄉(xiāng)后，宋濂每年乘著帝慶節(jié)的機會如約進京陛見。

老而罹禍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牽扯進胡惟庸案中，導致宋濂一家遭禍，宋慎與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處死宋濂，經馬皇后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享年七十二歲。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當時夔州的官員都前來贈賻哭祭。知事葉以從將宋濂葬于蓮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將宋濂轉葬華陽城東。

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年間，蜀王朱申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撫馬俊為宋濂上奏申訴，孝宗經禮部商議后下詔恢復宋濂的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間（1491年—1521年），宋濂獲追謚為“文憲”。

介紹

宋濂青年時代因元末戰(zhàn)亂遷居浦江，于青蘿山中筑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 房”。兵禍之后，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后，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后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瑯續(xù)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后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tǒng)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里也有區(qū)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tài)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后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qū)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qū)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fā)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tǒng)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jié)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tǒng)”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后，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tài)，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jié)，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jié)摮觯鹣ド希瑘?zhí)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 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guī)范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yǎng)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

對于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他的散文清新簡潔，行文善于變化，思想也比較深刻。

朱元璋稱他是“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太史公”。宋濂與高啟，劉基并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