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

“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鑒賞

賞析

這是一篇寓言性質的文章，通篇采用對比方法，從居、食、行、飲、離等諸多方面，將“德性異，不能相容”的猿與王孫兩種不同的習性、行為處處對照，揭露中唐時期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行徑，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進步主張，表明了自己不與腐朽勢力同流合污的堅定立場。文末，以騷體句式不僅繼續(xù)揭露王孫的罪行，而且連聲責問“山之靈”，言辭激烈，痛恨至深，增強了批判的力度。

通過對猿和王孫兩種善惡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說明小人當?shù)?，君子受侮，不能根?jù)力量大小判斷好壞，應該從本質上看善惡的道理。表達了作者“大人聚兮蘗無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團結起來，壞人就無法作祟。聯(lián)系作者經歷看內容，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此文是以王孫喻寫當時反對革新的頑固勢力，以猿喻寫當時的革新派，從而表達了自己對頑固勢力圍攻革新派的憤慨，熱情地贊美王叔文集團進步主張，鮮明地表達自己不妥協(xié)的斗爭精神。

“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起句總括全文，而后兵分兩路，詳細比較王孫和猿的種種不同。這對比，筆筆落在自然習性之內，又筆筆歸之于“德”，善惡分明，功禍昭然，寓意十分顯豁。序文之末和騷體開頭，都夾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這是一個“不容于尚書省”的謫官的身影、一個自信于德能杰出卻在政治斗爭中被放逐的失敗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現(xiàn)，更拓掘了憎王孫而愛猿的寓意深度。

騷體部分，針對序文所作的事實對比;加以鋪陳、渲染，并重復出現(xiàn)“王孫兮甚可憎”，“山之靈兮，胡不賊旃”，“山之靈兮，胡獨不聞”，“山之靈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嘆。呼告和詰問，不僅抒發(fā)了作者嫉惡如仇和急于剪除禍害的心情，還表達了對姑息養(yǎng)奸、不辨善惡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不滿。

文章以簡要生動的筆觸，描述猿與王孫的德行和生活習性，堪為狀物寫形的范例。如寫猿“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數(shù)句，就把猿愛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間互相關心、和樂歡快、和睦相處的情景，傳神地表現(xiàn)出來。又如，寫王孫“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僅短短兩句，就把王孫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殘忍獸性寫得淋漓盡致。這種簡要生動的筆法，顯示作者細微的洞察力和強勁的表現(xiàn)力。

文章又以鮮明的對比，歌頌猿的品德，鞭撻王孫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類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卻別開生面，從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對比，這就有力地表達了愛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特別是在對比中，猿以失敗而告終，平添了悲劇色彩，激起人們的關切。

文章還運用復沓迭唱法，抒寫作者對王孫的憎惡。 “王孫兮甚可憎!”句，一連三次重復，表達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孫若也”的看法，緊扣文題“憎”字，感情湍瀉。文氣貫通，氣勢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簡單重復，在復沓中有遞進意思。二如“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而變 “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又變 “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由要殺死王孫，而責山神不聞。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憤慨不斷深化，由感性升華到理性，找出王孫肆行的原因，把矛頭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統(tǒng)治者。

文章通過對猿和猢猻善惡不同的品德的描寫，借此影喻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集團和以宦官、藩鎮(zhèn)為主體的守舊頑固勢力之間勢不兩立的矛盾斗爭。作者滿腔熱情地贊頌了革新集團美好的品德行為，無情地鞭撻了頑固守舊勢力排斥異己、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文末還對妍媸不分，縱惡為非的最高統(tǒng)治者提出嚴正的責問，表現(xiàn)了一個失敗的改革者難得的信心和勇氣。

創(chuàng)作背景

這是作者被貶永州時期用騷體形式寫的一篇寓言故事，寫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作者被貶謫到山區(qū)中已經很長時間了，在山中觀察到猢猻的所作所為，看到猢猻的品行這樣，就寫了這篇《憎王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