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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錯論伐蜀

      [兩漢]:劉向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愿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司馬錯論伐蜀”譯文及注釋

      譯文

      司馬錯和張儀在秦惠王面前進行了一場爭論。司馬錯要攻打蜀國,張儀說:“不如攻打韓國。”秦惠王說:“請你們說說各自的見解,讓我聽聽。”

      張儀回答說:“應先與魏、楚兩國表示親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轅、緱氏兩個隘口,擋住通向屯留的路,讓魏國出兵切斷南陽的通路,楚國派兵逼近南鄭,而秦國的軍隊則攻擊新城和宜陽,兵臨二周的近郊,聲討周君的罪行,(隨后)乘機侵占楚、魏兩國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經不能拯救自身,一定會交出九鼎和寶器。我們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圖和戶籍,挾持周天子,用他的名義來號令天下,天下沒有敢于違抗的,這就能建立王業了。如今,蜀國是西邊偏僻(落后)的國家,戎狄為首領。攻打蜀國,會使士兵疲憊,使百姓勞苦,卻不能以此來建立名望;即使奪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聽說:‘爭名的要在朝廷上爭,爭利的要在市場上爭。’現在的三川地區和周王室,正是整個天下的大市場和朝廷,大王不去爭奪,反而與那些野蠻的人爭奪名利,這就離帝王之業遠了。”

      司馬錯說:“不對。我聽到過這樣的話:‘想使國家富庶,一定要擴大他的領地,想使軍隊強大的一定讓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業的一定要廣布他的恩德。這三個條件具備了,那么,王業就會隨之實現了。’現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貧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從容易辦的事做起。蜀國是西邊偏僻的國家,以戎狄為首領,而且有像桀、紂一樣的禍亂。用秦國的軍隊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驅趕羊群一樣。得到它的土地,能夠擴大秦國的疆域;得到它的財富,能夠使百姓富足,整治軍隊又不傷害百姓,蜀國已經歸服了。因此,奪取了蜀國,但天下人不認為我們暴虐;取盡了蜀國的財富,諸侯國也不認為我們貪婪。這就是說,我們用兵一次,就能名利雙收,還能得到除暴、平亂的好名聲。如果現在去攻打韓國,脅迫周天子,脅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壞名聲,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義的名聲。去進攻天下人都不希望進攻的地方,這是很危險的!請允許我講明這個緣故:周王室,現在還是天下的宗室;韓國,是周國的友好鄰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韓王自己知道要喪失三川,那么,兩國一定會聯合起來,共同采取對策,依靠齊國和趙國,并且向楚、魏兩國求援,以解除危難。把九鼎送給楚國,把土地送給魏國,大王是不能阻止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危險,不如攻打蜀國那樣萬無一失。”

      秦惠王說:“很對。我采納你的意見。”結果,出兵進攻蜀國。十月奪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國。蜀國的君主改稱為侯,秦國派遣陳莊去輔佐蜀侯。蜀國歸附以后,秦國就更加強大富庶,看不起其他諸侯國了。

      注釋

      司馬錯:秦將,公元前316年率兵伐蜀,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亂。

      張儀:魏國貴族后代,戰國時著名縱橫家。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十年(前328年)為秦相,曾以連橫政策游說各國,有功于秦,封武信君。

      下兵:出兵。三川:指當時韓國境內黃河、伊水、洛水三水流經的地區,在今河南省黃河以南、靈寶市東部一帶。

      轘(huan,二聲)轅、緱(gou,四聲)氏:當時的兩個軍事要地。

      二周:指戰國時周室分裂而成的兩個小國東周、西周。東周都城在今河南省鞏義市西南,西周都城在今河南省洛陽市西。

      戎狄:古代對西部落后少數民族的泛稱。

      有桀紂之亂:以夏桀商紂之亂喻指巴蜀之亂。當時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苴侯。苴與巴國交好,而巴與蜀為敵國。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求救于秦。

      陳莊:秦臣。公元前314年任蜀相。

      “司馬錯論伐蜀”鑒賞

      賞析

      這是記敘戰國時秦國關于外交軍事的一交論爭,是秦惠王進行軍事擴張,推進王業的軍事論辯。秦相張儀主張伐韓,秦將司馬錯主張伐蜀,二人針鋒相對,各陳己見。

      文章先列張儀的觀點。首先,張儀認為伐韓可分三步:第一,親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緱氏山的出口,擋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牽制韓軍,秦軍乘機直逼二周郊外,聲討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權的九鼎寶器;第三,擁九鼎而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就王業。其次,張儀駁司馬錯伐蜀之論。認為蜀地偏遠,勞師乏眾,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創建王業的關鍵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離成功之業太遠,不宜采用。

      針對張儀之論,司馬錯斬釘截鐵地用“不然”二字進行反駁,然后也分三步論證伐蜀的理由。第一,從宏觀上提出建立王業的三條件,即地廣物豐,兵強民富,博德廣施。而秦地小民貧,尚不具備成就王業的條件,宜從易處著手,增強國力;第二,蜀有桀,紂之亂,易攻易伐,用兵不傷眾,取其地可廣域富民,道義上還可獲得禁暴平亂之名,一舉數得,既有利又師出有名,不會引起諸侯國的反對;第三,伐韓不可行。伐韓未必有利,又有挾天子的惡名,勢必迫使各諸侯國聯合抗秦,使秦處于危險的境地,故伐蜀是為上策。

      兩人觀點迥異,但從論辯中可看出:張儀的主張多主觀唯心的空想,諸如魏,韓是否同秦國友善,是否愿出兵牽制韓軍;尤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國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馬錯是從實際出發,知己知彼,提出積極穩妥的辦法,既能發展壯大自己,又能在輿論上站住腳。

      創作背景

      從為秦國建立“王業”的目的出發,就秦國當前的主攻方向問題,張儀與司馬錯展開爭論。辯論雙方在論證各自主張時,都緊扣“利弊”二字,闡明自己的觀點。二人的論辯風格大相徑庭,司馬錯則沉著冷靜,注重實際,不以放言高論蠱惑人,而是實事求是,以理服人。

      劉向簡介

      兩漢·劉向的簡介

      劉向

      劉向(約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屬江蘇徐州)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劉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理論暢達、舒緩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 劉向的詩(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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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愿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太史公自序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尊經閣記

      明代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魏晉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代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邪?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后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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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棱,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扣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發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后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并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云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歡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后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發上沖也。


      晏子不死君難

      先秦左丘明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孔子世家贊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送天臺陳庭學序

      明代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馬行,則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悼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縱游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臺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云、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游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于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于出游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方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圣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茍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唐代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于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涂。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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