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至懷歸詩

鑒賞

江淹早歲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劉景素，景素愛好文學之士，江淹在南兗州做過景素的僚屬，后淹因事系獄，自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南史》本傳）。景素出鎮荊州，江淹從之鎮，其時約當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廢帝元徽二年）間，江淹集中寫荊山漢水風物的詩即作于這幾年。

全詩十六句，前八句著重寫景，繪出關山重疊、煙水蒼茫的秋色圖卷；后八句轉向抒情，抒發歸路迢遞、飄零自傷的憂思情懷。首聯總領寫景，開頭即以“悵然”點明此行抑郁惆悵的心境，為全詩定下了基調。“漢北”則交代地點。詩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觸景生情，引出了這篇詩章。“沄沄”，水流回轉貌，如《楚辭》中漢王逸《九思·哀歲》云：“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此聯寫群山綿延，高下參差，溪澗溝壑，縱橫錯互的景象，氣勢壯觀雄偉。“沄沄”狀水之蜿蜒曲折，“參差”寫山之錯落聳峙，“百重”以對“萬里”，均形容其廣袤。此聯從不同的方面寫出了荊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態。

如果說上聯是寫其全貌的話，那么下一聯則進一步從地理形勢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詩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荊襄一地，而是放眼遠眺，神游故國，西北至秦隴，東南至吳越。荊山居江漢平原之西鄙，雄關險隘，屏障楚地，迤邐至西北則是秦嶺大巴山和黃土高原，而江漢平原又如同通向長江三角洲的門戶，河川網絡猶如血脈相連。這一聯概括了荊襄江漢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實有深意存焉，這一點在下面再加揭示。從用筆看，這一聯也是工整的對偶，動詞“帶”與“冠”尤為傳神，前者展現了層巒逶迤的壯闊景象，后者描畫出浮云籠罩的南國風光。出句以雄關絕塞表現出蒼茫凝重的格調，而對句則以云煙連綿傳達出旖旎曼妙的情思，這一對比如同宋代山水畫中荊浩、關仝的疊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煙輕嵐，色彩迥異的意象構成的對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聯筆勢收攏，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轉為枯黃，好像將原來的翠綠收藏起來了，故謂之“斂”；“窮水”乃荒遠之水，它與草色共同構成了一個秋氣肅殺的意境。“木葉”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而“變”的修辭又令人憶及謝靈運《登池上樓》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木葉紛紛墜落，改變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處妙在將“變”用作使動詞，造語不同凡響。事實上整個這一聯都有模擬謝詩的痕跡，雖然彼寫春景，此擬秋色，但都表現出星移物換的微妙變化。當然江淹之句難以與謝詩的自然天成相比擬，其得之模擬，終落第二義。“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鐘嶸《詩品》），于此可見一斑。

“草色”一聯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則點明秋天的來臨。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開頭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這兩句在《湘夫人》中原與上引的兩句緊相銜接。這里，在表現秋色由晦轉明時，詩人通過化用的意象成語的內在聯系，使詩的上下兩半意脈貫通，很自然地過渡到抒情部分。詩人宦游他鄉，故以“客人”自稱；“傷嬋娟”則是悲傷帝子在此清秋時節降臨水邊，伶俜飄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憂傷的目光使詩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憐之情。“嬋娟”，姿態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漢間流傳著許多惝恍迷離的神話傳說，像鄭交甫于漢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贈之事即是其一。據《水經注·沔水》載，襄陽縣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也。”可見詩人化用楚辭并非鑿空而道、無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聯寫其欲歸不成，歸途漫漫之感。“試訪”猶言“欲訪”；“淮海使”，揚州的地方長官。東晉以還，北人南遷，多聚居于揚州一帶，所謂的僑置州郡也多設于此。史載江淹“起家南徐州從事”，又曾“隨景素在南兗州”，“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南史》本傳），上述兩個僑置州在劉宋時即以京口、廣陵為治所，詩人故將淮海視為自己的故鄉。“蓬驅”句以蓬草自況，蓬草的飄轉不定正如其無止境的游宦生涯。飄蓬的意象由來已久，而建安詩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雜詩》云：“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迥飚舉，吹我入云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幾可作此句詩的注腳。“旌心”即心旌，語出《戰國策·楚策》，意謂中心不安如懸掛的旌旗飄搖不定。“徒自懸”猶言內心的懸念不安只是自費苦心，徒勞無益。此處詩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聯感嘆歲月蹉跎，憂多傷身。“若華”猶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話中生長于西方日入處的樹木。《山海經·大荒北經》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侖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華后人也用來指時光。《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屈原的舉動，據王逸的解釋，是“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楚辭章句》）。總之，都是挽留光陰之意。詩人在此感嘆，光陰如逝水無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勞無謂，憂思叢集，只會使自己傷神減壽。詩的最后這種深沉的憂傷與開頭的“悵然”相呼應，令讀者久久回味。

那么詩人的憂傷又是因何而生的，聯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難明白這種感情的內涵。他對劉景素深懷知遇之感，此時正隨劉在荊州任上。荊州地處上游，為扼制東南的軍事重鎮，劉在僚屬的勸唆下圖謀反叛，江淹苦諫而景素不納。諫云：“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于姑蘇之臺矣。”（《梁書》本傳）殷鑒不遠，東晉桓玄據荊州謀反即遭敗亡，詩人預感到景素覆滅的下場，因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后來景素移鎮京口，果然兵敗被殺，江淹則因受貶而幸免于難。所謂“旌心徒自懸”正表現出詩人苦諫不從的憂慮。

前人稱江淹之詩“悲壯激昂”（李調元《雨村詩話》），“有凄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劉熙載《藝概》），洵為的論。此詩前半寫山河之壯偉，地勢之重要，本應是拱衛中樞的屏藩，現在卻醞釀著一場動亂，故后半傾訴出深沉的憂傷，其中既有身世感懷，又有國事之慨。深沉的憂思與雄峻的山河相為表里，故有悲壯之氣。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詩人多處化用了楚辭的意象與成語，這不光是一個修辭問題，更主要的是詩人與屈原的情思相通。荊州治所江陵即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時代被讒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漢北，所謂漢北即樊城一帶（據林庚考證，參見其《民族詩人屈原》一文）。這和江淹所處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憂國傷時不能不激起詩人的共鳴。江漢流域的地理環境、人文傳統為詩人的感情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載體，他之化用楚辭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強了全詩的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