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

賞析

本文是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的文字，探討了生死價值這樣重大的問題。全文以"義"為核心，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義”，開篇抓住一個“義”字。五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爭，最后為義而獻身。這就使讀者聯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本文是對孟子名言的生動詮釋。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賢無惡不作，殺害了許多正直之士。東林黨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蘇州市民旗幟鮮明地站在東林黨人一邊，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正義。五人是蘇州市民的優秀代表。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敘述了五人的動人事跡，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質。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大義凜然，驚天地，泣鬼神!語言簡練生動，鏗鏘有力。

作者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為，運用對比的手法加以表現。“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在閹黨橫行天下，炙手可熱之時，多數人采取了茍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五人面對閹黨的淫威，無所畏懼，視死如歸。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對閹黨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為他們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境界投入到對閹黨的斗爭中去，并且慷慨赴死，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縉紳”，卻在閹黨的淫威下屈服了，變節了。作者問道：“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一問，多少縉紳無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間，林彪、“四人幫”專橫跋扈，“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張志新，一個普通女干部，堅持真理，寧死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也有許多人投靠“四人幫”，出賣良心，出賣人格。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張溥認為：“大閹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認識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這是非常可貴的。讀此段，讀者可能會聯想到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所寫的句子：“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樣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寫成的。張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魯迅君執匕首般的筆尖寫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夾敘夾議，反復對比，將文章的中心升華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作者將“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的嘉節懿行比照論述，從而提出“輕重固何如哉”的問題讓讀者思考。接著，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義與假設五人壽終正寢作對比，從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這一富有進步性的觀點。讀者至此，是否聯想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并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是”是一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如鴻毛；仗義而死，重于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后，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于“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余孽作斗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主題思想

這篇文章運用對比、反襯的手法來加強藝術效果。第一、二兩段以“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者”和“‘草野之無聞者”同五人“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族其所為”對比；第五段以縉紳的改變初志、趨炎附勢同五人的大義凜然、蹈死不顧對比；第四、六段以高爵顯位者一旦抵罪后的卑賤行徑同五人的英勇就義，談笑以死對比；第六段以五人“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同假若五人“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人皆得以隸使之”對比，處處反襯出五義士美好高尚的內心世界。

寫作特色

《五人墓碑記》描述了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和蘇州人民不畏強暴與魏忠賢之流英勇斗爭的事跡，歌頌了其中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思想。

本文描述了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和蘇州百姓不畏強暴與魏忠賢之流英勇斗爭的事跡，歌頌了其中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思想。文章字數不多，但生動形象，感人肺腑；這除了內容真實、選材典型外，尤其體現在多種表現手法的綜合運用上。全文以義為核心，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古代的墓碑記屬于雜體，常將敘事、議論、抒情融為—體。

一、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古代的墓碑記屬于雜體，常將敘事、議論、抒情融為一體。

本文即具有這樣的特色——既記錄了有關五位義士的斗爭史實，又在議論中抒發了作者愛憎分明的強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記敘了蘇州市民為蓼洲周公伸張正義與閹黨斗爭的始末。這一部分看似單純記敘，但我們能從中領略到作者對五位義士的敬慕熱愛之情和對閹黨的刻骨仇恨。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論五人斗爭及其犧牲的意義。在議論中兼有記敘和抒情。比如記縉紳的“易志”，寫閹黨的“不敢復有株治”，魏忠賢的畏罪自縊，身居高爵顯位的閹黨受懲治時表現的可恥行為等等。

這樣寫既能把要記敘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讓那些斗爭的場面歷歷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來，以達到表彰英烈、激勵后人的目的。文章字數不多，但生動形象，感人肺腑；這除了內容真實、選材典型外，尤其體現在多種表現手法的綜合運用上。

二、成功地運用了層層對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點描繪得更為突出鮮明

⒈以“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與“草野之無聞者”的就義進行對比——一個名字從此湮沒，一個卻如此光明顯耀。2.以讀詩書受古訓的縉紳，與“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的五位義士進行對比——一個易志，一個高風亮節。3.用“高爵顯位”之人不擇手段茍全性命的卑劣行為，與五人從容就義進行對比——一個辱人賤行，一個仗義犧牲。運用這樣的對比手法所起的作用：一是揭示了達官貴人的種種丑態，反襯出五人大義凜然、不畏強暴、臨難不茍的高尚品格。二是為議論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論據，加強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三是加強了文章的氣勢和邏輯的力量。這三個對比，層層深入，由低層（五人與一般“富貴之子”）到中層（五人與縉紳），進而到高層（五人與高官顯爵），五義士犧牲的價值、死后產生的巨大影響等深刻意義，以“義”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五人墓碑記》一文成功運用對比手法，來突出五義士犧牲的光榮，寫得極為生動有力。第二段把五人的死同富貴之子的死進行對比，突出五人之死的偉大。第五段把五人的表現同縉紳的所作所為對比，突出五人不畏強暴的斗爭精神！第六段把五人的死同高爵顯位抵罪后的丑行對比，突出五人之死的意義重大。最后，作者假設五人保其首領與光榮而死后的影響對比，突出五人榮于身后的顯要。這樣反復對比，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也強化了文章的主題。）

創作背景

本文寫的是明末天啟六年（1626）三月蘇州市民反抗閹黨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