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時歌

賞析

全詩可分為四段，前兩段各八句，后兩段各六句。從開頭到“名垂萬古知何用”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諸公”的顯達地位和奢靡生活來和鄭虔的位卑窮窘對比。“袞袞”，相繼不絕之意。“臺省”，指中樞顯要之職。“諸公”未必都是英才，卻一個個相繼飛黃騰達，而廣文先生，“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那些侯門顯貴之家，精糧美肉已覺厭膩了，而廣文先生連飯也吃不飽。這四句，一正一襯，排比式的對比鮮明而強烈，突出了“官獨冷”和“飯不足”。后四句詩人以無限惋惜的心情為廣文先生鳴不平。論道德，廣文先生遠出羲皇。論才學，廣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舉世推尊，仕途卻總是坎坷；辭采雖能流芳百世，也解決不了生前的饑寒。

第二段從“廣文先生”轉到“杜陵野客”，寫詩人和鄭廣文的忘年之交，二人像涸泉里的魚，相濡以沫，交往頻繁。“時赴鄭老同襟期”和“得錢即相覓”，仇兆鰲注說，前句是杜甫去，后句是鄭虔來。他們推心置腹、共敘懷抱，開懷暢飲，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這首詩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是神來之筆。后二句似寬慰，實憤激。司馬相如是一代逸才，卻曾親自賣酒、洗滌食器；才氣橫溢的揚雄就更倒霉了，因劉棻獲罪而被株連，逼得跳樓自殺。詩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來安慰朋友，然而讀者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饑寒和首句“諸公袞袞登臺省”連起來看，就可以感到詩筆的針砭力量。

末段六句，憤激中含有無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懷才不遇，那么儒術拿來也沒有用了，孔丘和盜跖也可以等量齊觀了。詩人像這樣說，既是在評儒術，暗諷時政，又好像是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筆而兩面俱到。末聯以“痛飲”作結，孔丘非師，聊依杜康，以曠達為憤激。

諸家評論這首詩，或者說悲壯，或者說豪宕，其實悲慨與豪放是兼而有之的，而以悲慨為主。普通的詩，要么是豪放易盡（一滾而下，沒有含蓄），要么是悲慨不廣（流于偏激）。杜甫的詩豪放而不失蘊藉，悲慨而無傷雅正，這首詩就是一個例子。

首段以對比起句，不但撓直為曲，而且造成排句氣勢，運筆如風。后四句兩句一轉，愈轉感情愈烈，“浩歌彌激烈”。第二段接以緩調。前四句為七言詩句，后四句突然轉為五言詩句，免去了板滯之感。而且短句促調，漸變軒昂，把詩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寫痛飲情的場景，韻腳換為促、沉的入聲字，所謂“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而詩中雜有豪放的語句，所以沒有衰颯氣味。詩評家對這首詩推崇備至，說“清夜以下，神來氣來，千古獨絕。”“清夜四句，驚天動地。”（見《唐宋詩舉要》引）但他們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識字”一聯的警策、廣大。這一聯妙在以對句鎖住奔流之勢，而承上啟下，連環雙綰，過到下段使讀者不覺。這一聯與首段聯系起來，便顯得“袞袞諸公”可恥。實際上就是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所以說這首贈詩不是一般的嘆老嗟卑、牢騷怨謗，而是傷時欽賢之作，詩人將激烈的郁結情緒用蘊藉的手法表現了出來。

末段又換平聲韻，除“不須”一句外，句句用韻，慷慨高歌，顯示出放逸傲岸的風度，使讀者讀起來，能沉浸其中而精神振蕩。

創作背景

這首詩大概作于天寶十四載（755年）春，此時已經是杜甫困守在長安的第十個年頭了，由于仕途坎坷，社會黑暗，詩人的牢騷憤怨自然也與日俱增。根據詩人的自注，這首詩是寫給好友鄭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