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尚德緩刑書”譯文及注釋
漢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圣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于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梁，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圣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于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郁積在胸中，稱贊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贊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饑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愿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后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并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圣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后會被駁倒退回來，于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于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后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愿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尚德緩刑書”鑒賞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于權勢，“不敢不那么辦”。“治獄之吏”，誘于“深者獲公名”，鑒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后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寧“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于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
路溫舒簡介
兩漢·路溫舒的簡介
西漢著名的司法官。字長君，鉅鹿人（鉅鹿，在今河北南部，路溫舒系河北廣宗人）。信奉儒家學說。起初學習律令，當過縣獄吏、郡決曹史；后來又學習《春秋》經義，舉孝廉，當過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職。宣帝即位，他上疏請求改變重刑罰、重用治獄官吏的政策，主張“尚德緩刑”，“省法制，寬刑罰”。他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獄吏。漢承襲秦朝這一弊政，必須改革。他還反對刑訊逼供，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開了方便之門。他在奏疏中還提出廢除誹謗罪，以便廣開言路。
...〔? 路溫舒的詩(1篇)〕猜你喜歡
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鄭莊公戒飭守臣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后人，可謂知禮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土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茍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酷吏列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后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后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