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尚德緩刑書”譯文及注釋
漢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圣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于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梁，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圣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于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郁積在胸中，稱贊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贊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饑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愿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后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并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圣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后會被駁倒退回來，于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于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后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愿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尚德緩刑書”鑒賞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于權勢，“不敢不那么辦”。“治獄之吏”，誘于“深者獲公名”，鑒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后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寧“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于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
路溫舒簡介
兩漢·路溫舒的簡介
西漢著名的司法官。字長君，鉅鹿人（鉅鹿，在今河北南部，路溫舒系河北廣宗人）。信奉儒家學說。起初學習律令，當過縣獄吏、郡決曹史；后來又學習《春秋》經義，舉孝廉，當過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職。宣帝即位，他上疏請求改變重刑罰、重用治獄官吏的政策，主張“尚德緩刑”，“省法制，寬刑罰”。他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獄吏。漢承襲秦朝這一弊政，必須改革。他還反對刑訊逼供，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開了方便之門。他在奏疏中還提出廢除誹謗罪，以便廣開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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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錯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愿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邪?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后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棱，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扣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發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后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并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云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歡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后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發上沖也。
晏子不死君難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送天臺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馬行，則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悼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縱游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臺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云、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游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于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于出游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方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圣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茍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于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涂。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