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龜年

歷史評價

這首七言絕句膾炙人口，是杜甫晚年創作生涯中的絕唱，歷代好評眾多，如清代邵長蘅評價說：“子美七絕，此為壓卷。”《唐宋詩醇》也說，這首詩“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絕調也。”清代黃生《杜詩說》評論說：“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于行間，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龍標（王昌齡）、供奉（李白）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于此體，非不能為正聲，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絕句為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

賞析

詩是感傷世態炎涼的。李龜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貴族豪門歌唱。杜甫少年時才華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門庭，得以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藝術。詩的開首二句是追憶昔日與李龜年的接觸，寄寓詩人對開元初年鼎盛的眷懷；后兩句是對國事凋零，藝人顛沛流離的感慨。僅僅四句卻概括了整個開元時期（注：開元時期為713年—741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語極平淡，內涵卻無限豐滿。

李龜年是開元時期“特承顧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龜年，是在“開口詠鳳凰”的少年時期，正值所謂“開元全盛日”。當時王公貴族普遍愛好文藝，杜甫即因才華早著而受到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延接，得以在他們的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往往是特定時代的標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龜年正是和鼎盛的開元時代、也和他自己充滿浪漫情調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幾十年之后，他們又在江南重逢。這時，遭受了八年動亂的唐王朝業已從繁榮昌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極為凄涼；李龜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這種會見，自然很容易觸發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積著的無限滄桑之感。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詩人雖然是在追憶往昔與李龜年的接觸，流露的卻是對“開元全盛日”的深情懷念。這兩句下語似乎很輕，含蘊的感情卻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當事者心目中，這兩個文藝名流經常雅集之處，是鼎盛的開元時期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集中的地方，它們的名字就足以勾起詩人對“全盛日”的美好回憶。當年詩人出入其間，接觸李龜年這樣的藝術明星，是“尋常”而不難“幾度”的，多年過后回想起來，簡直是不可企及的夢境了。這里所蘊含的天上人間之隔的感慨，讀者是要結合下兩句才能品味出來的。兩句詩在迭唱和詠嘆中，流露了詩人對開元全盛日的無限眷戀，猶如要拉長回味的時間。

夢一樣的回憶，畢竟改變不了眼前的現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風景秀麗的江南，在承平時代，原是詩人們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詩人真正置身其間，所面對的竟是滿眼凋零的“落花時節”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藝人。“落花時節”，如同是即景書事，又如同是別有寓托，寄興在有意無意之間。這四個字，暗喻了世運的衰頹、社會的動亂和詩人的衰病漂泊，但詩人絲毫沒有在刻意設喻，這種寫法顯得特別渾成無跡。加上兩句當中“正是”和“又”這兩個虛詞一轉一跌，更在字里行間寓藏著無限感慨。江南好風景，恰恰成了亂離時世和沉淪身世的有力反襯。一位老歌唱家與一位老詩人在飄流顛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風光，點綴著兩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時代滄桑的一幅典型畫圖。它無情地證實“開元全盛日”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一場翻天覆地的大動亂，使杜甫和李龜年這些經歷過盛世的人，淪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是很深的，但詩人寫到“落花時節又逢君”，卻黯然而收，在無言中包孕著深沉的慨嘆，痛定思痛的悲哀。這樣“剛開頭卻又煞了尾”，連一句也不愿多說，顯得蘊藉之極。清代沈德潛評此詩：“含意未申，有案未斷。”詩人這種“未申”之意對于有著類似經歷的當事者李龜年，是不難領會的；對于后世善于知人論世的讀者，也不難把握。像《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所唱的“當時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凄涼滿眼對江山”等等，盡管反復唱嘆，意思并不比杜詩更多，倒很像是劇作家從杜甫的詩中抽繹出來的一樣。

四句詩，從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聞”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聞”、“逢”之間，聯結著四十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盡管詩中沒有一筆正面涉及時世身世，但透過詩人的追憶感喟，卻表現出了給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那場大動亂的陰影，以及它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心靈創傷。可以說“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正如同舊戲舞臺上不用布景，觀眾通過演員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極廣闊的空間背景和事件過程；又像小說里往往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反映一個時代一樣。這首詩的成功創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生活體驗的大詩人那里，絕句這樣短小的體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現如此豐富的內容時，又能達到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

創作背景

此詩大概作于公元770年（大歷五年）杜甫在長沙的時候。安史之亂后，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和流落的宮廷歌唱家李龜年重逢，回憶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第頻繁相見和聽歌的情景而感慨萬千寫下這首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