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徐無黨南歸序

賞析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了穆叔與范宣子論何者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祿為不朽，穆叔卻認(rèn)為世祿不能稱為不朽。他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歐陽修這篇文章里所說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論三者之所以為不朽。并將“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見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這自然不無重道輕文的意思。但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權(quán)衡文道之孰重孰輕，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點在第三段——論立言之不可恃。細(xì)讀這段文字，會發(fā)現(xiàn)文章在立論上有一個矛盾。前面說，圣賢是不同于草木、鳥獸、眾人的，這種人“雖死而不朽，愈遠(yuǎn)而彌存”。他們之所以被人尊為圣賢，長存不朽，是由于他們曾經(jīng)立德、立功、立言。這里指明立言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說：“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fēng)，鳥獸好音之過耳也。”這是說，立言之士，與草木鳥獸之必然速朽沒有區(qū)別。下文說得更明顯：著作之士“卒與三者（指草木、鳥獸、眾人）同歸于泯滅”，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這段文字，就會悟出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該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數(shù)僅在《漢書·藝文志》諸書中著錄其書名、篇目，具體的作品則“百不一二存”。這說明，歷史對立言之士的著作進(jìn)行了無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傳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來的金子，是經(jīng)受過時代的嚴(yán)格考驗的，其余的早就湮沒不存了。于此可見，文章難工，傳世不易。后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這是作者的慨嘆，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無黨。其次，前兩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三者并列為“不朽”，是闡述古代經(jīng)傳中論道之言，反映的是書本上的人生價值觀念。第三段論立言之不可恃，將與鳥獸眾人同歸于泯滅，是歐陽修讀史自悟之理。所謂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說法。這是從歷史事實中總結(jié)出來的。反映了實踐中呈現(xiàn)的另一種價值觀念。書本上的價值觀念與實踐中的價值觀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無數(shù)文士為之荷筆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體驗，便是明證。因此，文章結(jié)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個中消息。由此可見，這篇文章還表明了自古以來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無黨。

這樣就見出該文的第一個特點：題旨深隱。歐陽修在其《論尹師魯墓志》一文中提出：寫作應(yīng)該力求“文簡而意深”，并說：“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詩人之志，責(zé)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彼@篇《送徐無黨南歸序》，無愧于文簡意深、愛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難工與立言之不足恃，抒發(fā)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寫來便情真語切，感慨深沉，這是該文的另一個特點。自古文士，留下來的篇章已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滅”，是事之一可悲。留傳下來的文章，“文字麗矣，語言工矣”，又“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fēng)，鳥獸好音之過耳”，是事之二可悲。這些人士活著的時候，“汲汲營營”，辛苦忙碌、嘔心瀝血地進(jìn)行寫作，才達(dá)到文麗語工的境地；而當(dāng)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歸于泯滅”，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寫到“今之學(xué)者”，窮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結(jié)果是“皆可悲也”。這段文字，飽含深情，既哀人亦復(fù)自哀。那種蒼茫萬古之意，發(fā)而為聲，則抑揚(yáng)唱嘆，慷慨蒼涼。試誦讀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fēng)，鳥獸好音之過耳也”，發(fā)出深沉的詠嘆；次用“汲汲營營”一個反問句抒發(fā)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一收一頓；最后用“皆可悲也”放聲長吁：語調(diào)吞吐抑揚(yáng)，聲情契合，不僅足以“摧其（徐無黨）盛氣”，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讀此文者無限悲愴。事之不平，積為憤懣。全篇無一憤語，卻飽含憤意于筆端。

這篇文章在藝術(shù)上還有一個特點：結(jié)構(gòu)非常緊湊，前呼后應(yīng)，針線綿密，因此讀來氣勢流貫，又回環(huán)往復(fù)，現(xiàn)出一種感情上的渦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鳥獸”、“眾人”三者都無法逃避同歸滅亡的自然規(guī)律，然后從“眾人”中引入“圣賢”，說他們獨異于草木、鳥獸、眾人。六字扣緊首句，文境穩(wěn)步推開。接下去論圣賢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見言，將三者平列。繼以比較法層層篩選，步步推出中心。首則拿“施事”與“見言”比，論見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見言”與“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貢善于言語，冉有、季路長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長于言語、政事的顏回，突出修身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漸漸過渡到第三段論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層層推進(jìn)。到第三段，先說“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束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fēng)，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榮華”緊承“麗”字，“好音”緊承“工”字，接榫緊密。又加上“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使草木、鳥獸、眾人匯齊，與篇首第一句“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桴鼓相應(yīng)。復(fù)承以“而卒三者同歸于泯滅”、“今之學(xué)者，莫不慕古圣賢之不朽”，再提“泯滅”、“不朽”，首尾回環(huán)，遙相顧盼，使這篇短文在暢達(dá)中有一種遒練逆折的勁氣。這些地方，都見出作者為文煉氣的功力和縝密的文心。

創(chuàng)作背景

該文作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是當(dāng)時作者任翰林學(xué)士兼史館修撰。徐無黨，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慶歷初（1041年后）師從作者學(xué)古文，皇佑五年（1053年）進(jìn)士及第，為作者編撰的《新五代史》作過注釋。此次南歸故里，作者作序贈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