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說

賞析

本文是一篇議論文，收錄于《焚書》。該文寫于明神宗萬歷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來駁斥耿定向的理論。

李贄在該文中主要闡述了“童心”的文學觀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實際上只是表達個體的真實感受與真實愿望的“私心”，是真心與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據。李贄將認知的是非標準歸結為童心。他認為文學都必須真實坦率地表露作者內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贄看來，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學存真去假，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系；將那些儒學經典大膽斥為與“童心之言”相對立的偽道學，這在當時道學僵化的環境中有它的進步性與深刻性。

李贄的“童心”，其實是新儒家學者先天性善論的繼承和發揮。他說，所謂“童心”就是“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這種“本心”是最純潔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實則是人的個性和主體價值的自覺。如果喪失了這種自覺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個體價值，人就不再能以一個真實的主體而存在：“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而道學及其教育卻使人的這種純潔“童心”喪失殆盡，喪失人的真實存在的價值：“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總之，由于道學的教育，聞見、道理、名譽等的刺激引誘，人就會失掉其本來的善良本性，從而失去為善的內在根據。反過來說，只有斷絕道學教育所灌輸的聞見、道理等，才能保證“純真無偽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謂聞見道理都來自圣賢之書，即是程朱義理。“多讀書識義理”，使仁義道德的說教由耳目聞見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們的語言、行為都變得虛偽，“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讀書識義理”的途徑達到“內含以章美，篤實生輝光”，只能適得其反。正是這些圣賢之書所傳播的“聞見道理”障人“童心”，使人“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正是道學教育敗壞人才，敗壞政事，敗壞社會風氣，造成一派虛假。“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后世 者，又豈少哉？”總是，道學教育使人喪失自然純樸真摯的“童心”，道學家們都是一伙“失卻真心”，專門說假話、做假事，寫假文的“個人”，他們把社會變成了“無所不假”的欺詐場所。

李贄從“童心”出發，大膽地揭露了偽道學家的虛偽本質，把“六經”，“《語》、《孟》”等圣經賢傳當作一切虛假的總根源，大膽地否定了傳統的經典教材。李贄認為這些圣經賢傳真偽難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為經典。“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后學不察，便謂出自圣賢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說的話，也“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因而，“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這種觀點在當時是十分大膽的，表現了李贄反教條、反傳統、反權威的叛逆精神。這對人們擺脫程朱理學的思想束縛，敢于發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李贄的時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經出題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達獨立見解的文風泛濫的時代。李贄卻認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換句話說，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實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則其文無所不真。不管什么時代，不拘何種體裁，都顯示出作者的精神風貌，都是真有價值的。“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

因此，他認為，所讀的書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且書本知識、讀書內容也是日漸其新、日益發展豐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時代和文體，都應該是讀書的內容。甚至認為“東國之秘語，西方之至文，《離騷》、班、馬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宋元名人之曲”，“申韓之書”等，“肌臂理分，時出新意”。且“攄其胸中之獨見”，都可“意人益智”。這種要求廣讀諸書，博采眾長，融會貫通的讀書為文的主張，是與其主張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這樣讀書，才能夠不受一經一說的約束與專斷，避免由于學術上的狹隘性而造成的“圣經賢傳”的思想壟斷而喪失“童心”。

但李贄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摯“童心”，是從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出發的，其主要矛頭是程朱理學及其“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育目的論。這本身也就是陸王心學產生的歷史原因及學術旨趣之一。

李贄的“童心”在本質上既近陽明又近佛。王陽明道：“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不能加損于毫末也。” 將李贄的“童心”一比較即可看到，李贄的所謂“童心”受到外來的聞見、道理、名譽等種種刺激引誘以致失去本來面目，即陽明所謂“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贄所謂“古之圣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陽明所謂“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不能加損于毫末也”。

從學術關系來看，李贄實也屬于王學左派。他在南京時曾師事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兒子，幼聞庭訓，王艮在淮南講學時，王襞長期在左右，對于“樂學”之說尤多發揮。據此可知李贄與泰州學派的淵源，他是得泰州之傳。再者，受佛道影響原也是泰州學派的特征之一，這一點，李贄自己也是明白承認的。他在《陽明先生年譜后語》里說：“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不幸年逋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李贄的《與馬歷山書》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圓鏡智，所謂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與天同，下與地同，中與千賢萬圣同。彼無所加，我無所損。”

李贄的《童心說》對于當時文壇的反復古主義起過積極的作用。明代文壇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前人規步矩隨，絲毫沒有自家的精神氣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負盛名的李夢陽，錢牧齋也批評他說：“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竊于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后無文，唐后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評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學及八股文風的禁錮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為假古董。李贄針對文壇頹風，提倡以“真”對“偽”的《童心說》，反復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響。

總之，《童心說》以其強烈地反對道學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縛，反對權威和僵化，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啟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對封建專制主義壓制人的個性和情感，程朱理學摧殘人們精神和理智的一種抗爭；它提倡個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發展的人本主義；它是封建名教重壓下的人的主體的覺悟；它與初步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經濟狀況相適應。這種見解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無論是對文藝批評，還是對教育的理論與實施，都具有深刻的積極意義。

創作背景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程朱理學本來有豐富、深刻之處，朱熹的理性主義精神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程朱理學立為官學，取得學術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后，逐漸走向僵化，并成為明朝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工具。

而李贄一直抨擊程朱理學、批判重農抑商、倡導功利價值、追求至道無為的政治理想，并和曾經的好友耿定向，產生了巨大的學術思想分歧，繼而發生論戰。這段學術論戰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為學界所熟知。該《童心說》正是創作于該論戰時期。

具體背景為：明神宗萬歷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耿定向寫了一封信給周思久，即《與周柳塘》，其中談到，李贄“以妄亂真、教壞毒世”，是“縱情任欲”的人。周思久把該信轉給李贄一閱。李贄大為惱火，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了具有論戰性的理論文章《童心說》，是為回答耿定向“以妄亂真”的指責而寫的。

其寫作時間，據耿定向《與周柳塘》第十八書“頃有詩諷耳順”一語以及楊起元《柳師中秋壽誕》詩中“重來花甲倍尋常”一句，可以推定為明神宗萬歷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