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禁使

商鞅

原文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

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托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目之見也，托日之勢也。

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眾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為非焉。故先王貴勢。

或曰：“人主執虛、后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奸得。”君以為不然。夫吏專制決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眾吏。吏雖眾，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

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民人不能相為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蓋。

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知，治之數也。

譯文

國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東西是賞賜和刑罰。賞賜依據功勞，刑罰根據罪行。所以論定功勞，調查罪行不能不審慎。賞功罰罪，但國君不確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沒有法度是一樣的。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權勢統治的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強悍而是仗恃他的權力；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他的統治方法。如今飛蓬遇旋風而行程千里，是憑借風勢啊；測量深潭的人能夠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運用了懸繩測量法。所以憑借外部力量即使道路遙遠也一定能到達。掌握了測量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測出來。就像離婁在黑夜中連高大的山也看不見，而清晨的陽光明亮，他能夠辨別天上的飛鳥，地上秋天的毫毛。所以眼睛能看見東西是靠太陽的光明。善于掌握權勢的君主不需多設官吏而有廉潔的效果，運用合適的方法處理事物。現在治國的人，依靠官多吏眾，官吏下又設輔佐和監察人員。設立輔佐和監察人員是為了禁止官員們謀私利。但輔佐和監察人員也想謀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輔佐和監察人員治理國家的是暫時的。通曉治國方法的國君不會這樣。分開他們的權勢，使謀私之道有障礙，所以他的勢力難以隱瞞私利之時，即使像盜跖那樣兇惡也不敢做壞事。所以古代帝王重視權力的運用。

有人說：“君主持虛心、穩重的態度對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應的查驗，經過查驗就能發現奸邪。”我認為不是這樣。官吏在遠離國君千里之外的地方決斷政務，十二月按時將決斷的事登在簿書上。一年一計，而君主聽一次，即使有所懷疑也不能斷定，因為物證不足。但是東西出現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聲音在耳邊響起就不能聽不見。所以東西在眼前就能辯別；言論響起就能論定。所以治理清明的國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隱藏他們的罪惡，就像眼睛不能使見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審視一般。政治昏亂的國家不是這樣，只憑官吏眾多。官吏雖眾，利益一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監督。而且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用以互相保證的。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惡，這不是不顧念親情，而是人民不容他們隱瞞。君主與官吏，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讓馬夫和馬夫互相監督就不行，因為他們事務相關而利益一致。假如馬會說話，馬夫的罪惡就無未能隱藏了，因為馬和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惡相同的人，父親不能追究兒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與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惡也相同。只有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的人們，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證的根據。人民蒙蔽君主而無妨礙，這個制度，賢者不能增加，不賢的人不能減少。所以，治國可以不要賢人，不要智者，是由于運用了正確的統治方法。